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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还记得哪些语文课本?它构建了我们最初的文学想象
http://www.workercn.cn 2016-05-25 14:56:18来源:中国青年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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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导读

  语文课本的回忆大概是可以贯彻生命的,无论多少年过去,只要一提起上学时光,那些已经模糊的早晨立即在眼前复又清晰:语文老师在课桌间威严巡视,稚气少年挺直腰板一遍遍朗读古诗词,竖立的课本掩护瞌睡的脑袋,书页间挤满了钢笔的涂鸦,总烦古人啰嗦但毕业又觉得字字珠玑……

  前几年,民国时期的国语课本狠狠火了一把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,是由叶圣陶撰文、丰子恺插画的1932年版《开明国语课本》重印,一上市便被抢购一空,好评如潮,秒杀当下所有畅销书。同时热卖的民国老课本还有《商务国语教科书》和《世界书局国语读本》。一本爷爷辈的国语课本竟有如此大魅力,穿越80年岁月,还能勾走现代年轻人的魂儿。

  如今,当你翻开《开明国语课本》,恐怕很难将之视为一本普通的教科书了,阅读体验颇为丰富,如同一并品读了民国画册、书法字帖和儿童诗。仅是装帧设计就流淌了无尽诗意,内页竖排手写颜体楷书,刚劲大气。丰子恺的画笔清新味浓,而叶圣陶的文字童趣盎然,两人相得益彰,隽永之意在纸面上悠悠浸染开来。

  “先生,早。”“小朋友,早。”

  太阳,太阳,你起来得早。昨天晚上,你在什么地方睡觉?

  雨停了。云散了。太阳出来了。远处的山,远处的树又看得见了。山和树给雨洗过,都很干净。

  寥寥几句,读者便已品出叶圣陶编写的妙处。首先摆正尊师、友爱等传统道德观念,但措辞温和可亲;贴合儿童的视角、心理,又予以充分想象和思考的空间;对孩子可能萌生的疑问,他并不着急给出精准而具体的答案。

  编写课本时,叶先生的文字毫无说教痕迹,而极富文学化的浪漫遐思与纯美表达。儿童文学研究者王泉根曾撰文指出,叶圣陶自己就很反感之前成人化浓重的“儿童读物”与教科书。

  叶圣陶在开明教材的“编辑要旨”中强调:“本书内容以儿童生活为中心。取材从儿童周围开始,随着儿童生活的进展,逐渐扩展到广大的社会。与社会、自然、艺术等学科密切联系,但本身仍是文学的。”同时,课本文字必须符合儿童阅读习惯,适合其朗诵。

  而纵观课本内容体系,课文选题涵盖学校、生活、自然、农业、商业等领域,且编排顺序依照自然季节时序。据叶圣陶之子叶至善回忆,叶圣陶曾说这本教科书“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,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,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,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,抄来的”,心思可谓细腻之至、真诚之至。

  民国时期,课本编写原创度较高,常有编者亲自上阵或向名家约稿的情况。例如叶圣陶和夏丏尊合作编著的《国文百八课》就是以自撰为主的初中国文读本,而朱自清著名散文《春》,则是为朱文叔编的《初中国文读本》“四季景物”单元而特地撰写的。

  一提起对语文课本的记忆,我的父亲屡屡会讲道,少年求学恰逢“十年动乱”,家里唯一一本旧的《千家诗》也被红卫兵抄走了,基本成天读的就是“红宝书”。直到改革开放,他在高中课本里读到了《岳阳楼记》和《荷塘月色》,整个人不禁目瞪口呆:“世上竟有如此好看的美文!”

  改革开放,让语文教科书迎来了被禁锢已久的春天。

  如今不少老上海人应该还知道一位叫于漪的语文特级教师。1977年,她为中学生上语文公开课《海燕》,被上海电视台全程直播,收视率极高,“大上海甚至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”,大家都守在九寸黑白电视机前看于漪上课。于漪公开讲授的这篇课文,为刚走出“文革”阴霾的上海带来了久违的精神解放感。

  在苍茫的大海上,狂风卷集着乌云,在乌云和大海之间,海燕像黑色的闪电,在高傲地飞翔,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,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,他叫喊着,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,乌云听出了欢乐。——高尔基《海燕》

  后来接受媒体采访,回顾当年情形,于漪表示,当初接到电视台邀请时,她不愿选用之前的语文教材,而是选择了《海燕》。之前因为“封资修”,教材都打捆塞在图书馆里,两位老师费了好一番劲才找到,印出来。

  于漪对媒体说,她很明确为什么教《海燕》。乌云是遮不住的,就因为那种获得解放的感觉,她决定要在电视上教这一篇课文,“在天上翱翔,不惧暴风雨,我们老师解放了,迎来了第二个春天”。

  1978年3月26日,著名语言学家吕淑湘先生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刊登了一篇名为《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》的文章,批评小学语文教学少、慢、差、费的问题。“十年的时间,2700多课时,用来学本国语文,却是大多数不过关,岂非咄咄怪事!”

  邓小平复出工作后,将恢复全国中小学统编教材作为教育工作重点之一,几次就教材改革同教育部门负责人进行谈话,希望在1978年秋季开学时,全国中小学生能用上新教材。1978年秋天,中小学生们拿到了和之前截然不同的全新教科书,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,这是建国以来第五套统编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。

  新语文教科书吸取了国际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经验,进行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改革。思想的桎梏被一点点打破,有关政治宣教的内容大幅度减少,古诗文的比例增大,《春晓》《锄禾》《咏鹅》《画》这些脍炙人口的诗歌走进了小学语文课堂。

 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,中小学语文教材选编者的思想更为解放,袁牧的《祭妹文》、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、陶潜的《归去来兮辞》等过去认为“不讲政治”的篇目都纷纷入选。外国文学作品也不再过分青睐苏联文学,一些描写西方近代科学家、思想家或艺术家的作品,如《画鸡蛋》《爱因斯坦小时候》《月光曲》《伟大的友谊》等,以及一些科普文章如《蟋蟀的住宅》《我和狮子》《鹌鹑》《麻雀》也入选教材。

  一些读着前辈课文成长的作家,渐渐成为新语文课本的一部分。例如喜欢朱自清散文《背影》的冯骥才,在上世纪80年代初,其作品《挑山工》被选入语文教材,直到现在都是经典之作。甚至据调查称,有不少青年最初是因为《挑山工》才知道泰山的。

  一代代语文课本,就这样化为颜色不一的精神底色,伴随一代代少年走过浩荡青春。

  文/ 海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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