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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折时代的文化分裂
http://www.workercn.cn 2018-02-06 07:39:13来源:北京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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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 弘

  在我看来,瞿骏《天下为学说裂》所展示的清末民初的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,实是既有民国史研究的补充。相对于此前关于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,本书揭示了宏大历史叙事背后的另一面——变革时期国人在历史巨变和转折期间的新旧挣扎,进退失据的情景,由此昭示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艰难。

  20世纪前半期,中国经历了三次“改朝换代”。在急剧变化的环境中,要做到与时俱进,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”实在颇为困难。以书中揭示的梁启超为例,五四时期,诸多学生曾经鼓噪“梁任公跟着我们跑也”;1929年梁启超去世,“国内各报无载详情者”。瞿骏认为,这表明,舆论已由塑造读者和听众之物转化为被读者、听众塑造之物。在我看来,舆论和读者实际是一种互动关系,但此事可以证明,由于时代潮流的变化,梁启超1929年影响力远远不如以前。再如胡适,大约1930年,蒋光慈就说,社会潮流超过胡适之很远;1932年,夏鼐在日记中说胡适之是时代的落伍者。

  对此,北大教授王奇生做过极富解释力的分析:革命成功之后,“革命成为一种美德”,被视为神圣,“群众心理所趋,益以讴歌革命为第二之天性。”于是一部分人“认革命为人生最高之天职”,以革命为职业。革命失败了,固然要“再起革命”;革命成功了,也还要不断革命。王奇生的研究显示,五四运动之后的五六年间,中国知识界思潮激化的节奏非常快。民主自由这一西方传统,在五四运动时还被认为是很重要的,可是到了20年代中期即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文化。新文化运动先是否定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,主张民主与科学的西化;但五四运动之后不到两三年,中国思想界很快就向往更激烈的思潮。这一过程非常短暂而迅捷。在当时人眼中,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紧接着辛亥政治革命之后的一场“思想革命”。思想的日趋激化,正是这场思想革命的特质,并不存在一个“救亡压倒启蒙”的转变。从思想革命转入社会革命是顺理成章的发展。

  《天下为学说裂》聚焦于1895-1928年间思想革命与文化运动背后,“离地面近一些的思想”,并呈现出背后影响更深远的天下之变,以及张灏所说“与政治秩序解体相伴而来的是深重的文化危机”。其中涉及民族融合,例如从辛亥革命前的排满到辛亥革命后的“五族共和”;认知差异,例如,一些农家子弟和等着出国深造的吴宓,以及口岸文人和鸳鸯蝴蝶派作家对于辛亥革命的态度就明显不一样,而中国幅员辽阔,城市与乡村,东部与西部,口岸与内地,中央与地方不断分裂,这使得辛亥革命大致是城市里的革命、“洋世界”的革命和口岸革命,而之后的革命可能较多的是乡村革命、“土世界”的革命和内陆革命。此外,能够分享辛亥革命革命成果的,仅仅只有少数人。如书中所述,辛亥革命之后社会运动活跃,一些青年怀抱热情,中学没有毕业,就跑到北京、上海、南京等大城市投身革命。但是,很多人发现,自己并不能从革命中获得光明的前途和社会阶层的上升,也不能改变自己贫困的生活状况。

  更进一步体现“天下为学说裂”这一主题的,是第四章描述的江浙地区读书人精神状态:他们受到上海文化辐射的影响,通过书报关注国家和世界大势,追踪激烈变化的思想潮流。一方面,他们以新的“世界”概念逐渐取代“朝贡体系”为基本框架的“天下”观念。另一方面,地方趋新的普通基层读书人,固然有黄炎培等人上升为全国精英,但保守人士趋新之时,不乏虽然努力但也跟不上时代潮流者。

  在我看来,书中所示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变化,实为变迁时代的潮流所及。1905年的废除科举,国家的改朝换代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,不可避免地导致旧秩序的崩溃和新秩序初建的混乱。反映到民国中小学教科书上,就是传统文化的内容逐步减少,而白话文的内容增多。作为新生事物,白话文起初的“低幼”固然是事实。另一方面,学校教育制度的完善,无疑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和不断的探索。而《天下为学说裂》的学术贡献,或许是呈现了转折时代的丰富性和多面性。

  《天下为学说裂》 瞿骏 著

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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