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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之所求与学之所得
http://www.workercn.cn 2018-03-12 07:54:21来源:中工网--《工人日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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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太庙文学创作班座谈会上,杜芳伦老师讲了这样一段学界佳话,张中行先生与启功先生是多年挚友。学者某君,与二位先生均有旧交。一日,他先去看望住院的张中行先生并求其题字,张先生略一思索,便写了“学之所求,不信重于信。”尔后,他又持字去看望身体不适的启功先生亦请其赐墨。启功先生即时写道“学之所得,不知多于知。”杜芳伦老师评论说,二位大师,谈学论道,珠联璧合,见解精妙。

  好一副绝句楹联,天设地造,有何精妙?

  “学之所求,不信重于信。”可以解读啃书本,做学问所追求的信念是怀疑精神。“不信”就是怀疑,就是否定;“信”就是肯定,就是否定之否定。

  任何书本,都是一家之言,有其独到见解也必有失偏颇;任何学问,都是涉及某一领域,有其可贵探索亦有未开垦的处女地;任何理论,都是因势而立而随时空变化则除旧更新。所以,古今中外,没有任何一种知识是包罗万象永远正确战无不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。

  所以,严谨的治学者,先学而后质疑。不迷信,不盲从,不跟风。有真知灼见而卓然独立,持个性禀赋而自成一家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,亲眼要看一看那曾经挂过侯生头颅的城门;李时珍修《本草》,采百草改正前朝医典的错误;范文澜著书,“板凳要坐十年冷,文章不写半句空”。

  做学问当然要读书,多读书读好书博览群书淹通群籍,甚而宁愿做书痴但不是做书奴。读书是为了让人站起来且站直了,读书的结局如果做了书的俘虏,读书把人读趴下了,那大抵是读书人缺乏的正是怀疑精神,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。

  张中行先生的“不信重于信”是看到事物的另一面。在“信”与“不信”之间,先生拿捏得很有分寸。不是全“不信”,怀疑一切;也不是“全信”,全盘接受。而是有侧重,有分析,有甄别,有取舍。而前提是自身有功力,有底气,有眼光。才能审慎之,思辨之,扬弃之。他看到了任何事物都有其局限性,很多现象未必反映本相,而有些则“著相皆虚妄”。

  启功先生铁砚磨穿,退笔成冢。他的“学之所得,不知多于知。”则是一种逆锋般谦虚,藏锋般逊雅,别有一番回锋折笔的感悟与境界,甚至可以说从千年碑帖中悟到一种禅境了。

  终生求学治学教学,到头来得到什么?收获了什么呢?是“不知”多于“知”。“知”是有限的,“不知”是无限的;“知”是得到的,“不知”是未知领域。以启功先生的学养,首先承认自己“不知多于知”。其实不只是先生虚怀若谷的胸怀,谦恭海纳的气质,更深层次是对个体与全体的认知,相对与绝对的领悟而直指事物的本质。

  一个人毕其一生做学问,从青丝盘顶到头上飞雪,所得到的所谓成就,先不说未知领域,就人类已经创造的知识来说,只不过九牛一毛,沧海一粟,恒河之沙。况且,天下之大,人才之多,奇才之众,知识之无极限,整个宇宙都在膨胀延伸。个人所获得的那点“知”,是多么可怜兮兮微不足道。而“不知”则无时无刻在层层包围着你,逼仄着你。如非洲的小小埃博拉病毒,弄得整个地球人都手足无措。

  谦虚是需要资本的,大海谦虚的资本是胸怀;而狂妄倒不一定需要资本,因为有一种狂妄叫无知的狂妄。真正的导师不认为自己是导师,虽然潜移默化地在引导人们;真正的大师不认为自己是大师,虽然在静悄悄地将人们从混沌指向黎明。从未听说过张中行先生和启功先生自称为大师,倒是很多人认为二位先生确实是大师。而那些自称大师的人,往坏里讲,不过是江湖术士,社会骗子;往好里讲,也不过似井底之蛙,坐井而观天;如尺泽之鲵,在泥沟里打滚。

  张中行先生的“学之所求,不信重于信”是一种求学精神,心之所依决定了眼界和视野。先生看到了知识的局限,提醒自己对自己可能的局限所局限,具有宏观的视野;启功先生的“学之所得,不知多于知”是一种治学境界,魂之所系决定了气度和胸襟。先生看到了自身的局限,警醒自己对自己可能的无知的觉知,体会到哲思的精微。其中的况味,也许“此中有真意,欲辩已无言”。二位大师所说的“得知求信”四字,足以让人去感受,去理解,去尊重,去领悟。别人可以做多种版本的解释,但我只做上述如是观。(许福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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